西方提出过和平演变的概念。
提出了。
既然是提出了，就意味着不怕你知道，它是在你知道的情况下起作用。
那么，如果暗中的进行，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让对方在无抵抗意识下接受岂不更好？
为什么要明着来，有什么好处？
从一方面讲，它体现了己方的善意，大方，以及对未来的预期，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因此不担心被拒绝，被反对，不怕被怀疑，被防备。
那么从另一方面讲，这本身是一种策略，它就是要明的起作用，它起作用的关键，就是这个信息本身。
它本身是带有技巧‘性’，斗争‘性’的。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提出，敌人支持的，就是我们反对的。
那么，当对方提出一个和平演变的概念的时候，它将如何反应？
如果你坚持你的论断，那么你反对和平演变，你想怎么样？
如果你接受和平演变，那么你的判断方式就等于被自己抛弃了，是双重标准，时灵时不灵。
所以，仅仅是一个概念，就让中国人陷入两难境地。
对方看出了这一论断的问题，并把它‘诱’发出来，让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否定。
反对敌人支持的，这句话体现了一种策略，是简单易用的，很容易成为判断分析的一个高层原则。
而如果在人们的意识中摧毁了这一判断，打击的就是整个的决策思想和体系。
其实和平演变整个词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却是很讲究，很有艺术‘性’的。
不管和平还是演变都是具有必然‘性’质的。你不可能不要和平，也不可能不发展。
如果你拒绝，那么从对手的角度，当然是欢迎的。
所以当中国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是中招了。
这个简单的口号运作到下层的时候，人们的理解可能也是很下意识的，如果说防止的对象侧重和平，那是不是要打仗，要备战？如果防止的对象侧重演变，那是不是不演变，原地踏步，因循守旧？
这种思路一旦起作用，自然就成了自身发展的障碍了。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中国人自己也脑筋转过弯儿了，发现了问题。
所以后来邓*平才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口号，进行了矫正。
既然思想顺过来了，对和平演变的看法也就变了，不再提防止，而是开放，访问美国，开始大幅的‘交’流，主动的接受变化。
但是演变这个词和发展还是有区别的，它包含一个主动和从动的关系。
一方演变了另一方，它是具有主动权的，演变的方向可能是跟它一致的，前面说过变化是有必然‘性’的，但是主被动关系则不然。
因此如果说和平演变中真有什么值得反对和防止的，就是主动权的丧失了。
因此除了坚持发展的思路，邓*平还提出了保持中国特‘色’，这就是为了掌握主动，不受制于人。
那么，在中国进行了这种思路上的转变之时，同时也等于是对前面政策的一种否定。
因此，******的权威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损害。
特别是敌人支持的我们要反对这样的论断，彻底被抛弃不用。
而中美之间，在政治上，也不再适用敌我关系。
但是，我们不能为此就苛责旧的领导人。他们的论断，往往具有简短，通俗，易于理解和执行的特点，是标语式的，口号式的，这是和中国当时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能够实现快速，便捷的向基础传播，调动群众的热情和力量。******不会长篇大论，细致分析吗？他也会，但是老百姓不容易接受这种东西。如果你发一个文件下去，超过几百个字，可以说就等于是废了，对下面的人来说，这就是官样文章，是不合时宜的。而且，长了也是有弊端的，容易被断章取义，被曲解滥用，可能到了百姓手中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当时普遍选用口号标语这种形式，是由群众的文化水平，思想意识决定的，领导人只是取其适用而已。但是，有取必有舍，话说的短了，就很难严密，准确。那么邓*平既然看出了以前的问题，他却仍然采用了一些口号的方式，说明他是了解这两种情况的利弊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还是取了前者。
因此，邓*平的口号，依然是简短，有力的路子，仔细分析，仍然是有很多漏‘洞’的，容易被人钻空子。
所以发展到后来，吸取了前面的教训，后几任的领带人开始转变方式，说话更加讲究，更加正式，更讲究逻辑上的严密和完善，而不再喊口号。
但是，走上另一个方向，也使得他们具有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曲高和寡。
站在高层发话，最重要的就是落实，而当你说了很多，无法传达到下面的时候，说了和没说是一样的。
纵然是严密了，完善了，离群众的距离却远了，不能上情下达，老百姓接触不了，理解不了，也没有可以简单执行的途径。
所以等于是高层自己切断了与下层的联系，架空了自己。
所以说一‘波’三折啊。
一个和平演变，仅仅是一个概念传过来，造成了这么深远的后果。
那么，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领导人说口号也不行，严密论证也不行，他们该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个困境，他们既要和底层人民打‘交’道，又要和外部世界打‘交’道，需要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这两种语言之间却没有对等的翻译关系。
一个口号，你翻译成官方语言，意思肯定会变，甚至听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
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就是麻烦所在，不是培养几个翻译人才能解决的。
所以中央在用人上也是一方面强调本土经验，一方面要求国际视野，尽量的撮合这两方面的需求。
而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对等转换，也给实际‘操’作上制造了很多灵活空间，可以上下其手，广大的中下层官员们应该是经验丰富的。这种影响至今没有消除。
当然这也不是说一个和平演变这么厉害，像高手过招一样，一个剑意外放，就把对手晃倒了。
只能说中国本身有这样的问题，被研究出来，进行了一定的‘诱’导和强化。
而这个问题的暴‘露’，一旦促进相关的研究，未必不是好事一件，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所以和平演变，该变还是要变，但是变之前也要深思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