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继续讲述自己的设想！
至于你那个时空说的什么早恋影响学习，我就不信不再有秘密，不再有好奇，同时得到了生理满足的人怎么可能会影响学习？
杨贵妃怀孕后，怀胎十月，可以在怀孕那天起在家自习或者休学专门回家养孩子，等孩子生育过后过了哺乳期再重新上学，完成学业。
而我则继续我的学业，不受影响。
此时，新生的婴儿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负责代为照顾，8岁之前谈不上什么教育吧！
这时社会伦理道德，舆论，国家福利国家法律保护要跟上，为还相当年轻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照顾孩子提供便利和好的待遇。
这时已经参加工作的成熟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将他们的业余时间从娱乐享受上拽回到养育后代上。
生不生孩子是一回事，可养育孩子是另一回事，我想受过完整教育和社会舆论以及风气习俗影响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不可能不管不顾自私的还只顾自己享受娱乐吧？
毕竟没有孩子要抚养，不管不顾的自己享受毫无心理压力，因为就个体来说他感受不到对不起谁。
可你的儿子将你的孙子交到你的手上，让你肩负起养育的责任，还能没心没肺自己享乐的人能有几个？
更重要的是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的还在发育又没有什么压力的青年男女，正是生育的最佳年龄啊。
吴凡说道:“还是有问题。”
将养育的压力大部分都压到了年轻的爷爷奶奶辈，可他们是需要工作赚钱的，所以相对应的幼稚园要建立起来，爷爷奶奶辈下班之后再来陪伴养育孩子。
压力是压力，不过却通过孩子的养育压力将他们用在娱乐享受的时间和资源尽可能的压榨出来了。
更要紧的是社会风俗，伦理道德，法律保障，福利都是可以引导和建立的。
当你16岁的同龄人都纷纷开始边读书边结婚生子的时候，风气出来了，自然大家就都跟风了。
当你工作结束下班的时候，别人都跑幼稚园托儿所接自己的孙子孙女的时候，你却孤身一人，或者无所事事，你就会感觉自己很怪异，很不合理。
朱允炆笑着说道:“的确是这样子。”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是个男权社会，哪怕工业化之后的社会依然是男权社会，社会主要劳动力依然是男性。
女人牺牲生育时间，学业进展比男性慢，却在最好的年龄生育提供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人口。
以16岁开始生育来算，男方完成学业基本到了二十四岁，甚至更早出来工作。
这个时候孩子刚好8岁，甚至更小，这时已经工作了，生活模式就切换成上班，下盘后就是养育孩子陪伴孩子。
当到达三十二岁的时候，孩子大概16岁，可以升级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了，开始下一个轮回，而这时自己的父母大概五十岁，身体好的话可以继续帮助养育孩子，关键是要形成这种社会风气，和习俗。
一天就二十四小时，八小时睡觉，八小时工作，剩下的八小时用这套策略的话可以让他们的时间和金钱用到抚育后代上而不是不负责任的过度娱乐享受，真正的将资源用在国家和民族最希望他们用的地方。
吴凡笑着说道:“16岁热血沸腾的青春男女，社会风气给放开，再加上教育和舆论的引导，恋爱结婚生子，画面太美我实在无法想象，不过真的是让人在最有生育冲动的年龄生育，社会舆论和风气引导好的话，而父母却也很难阻止。”
父母出于各种现实顾忌往往克制自己的生育冲动，却丝毫不顾忌自己子女的现实压力和意愿，孙子孙女多多益善，很奇怪的心理现象。
秦斗这时说道:“娱乐呢，人可都还是需要享受娱乐的，要不然也太沉闷的。”
吴凡这时似乎想通了什么说道:“这都不是问题。”
在我生活的那个时空，生育文化相当之强大，就我接触的前一代人，他们到了合适的年龄，很早就结婚了。
之后将孩子抚养长大。
当成为爷爷奶奶的时候，他们想的是抱孙子，孙女，帮着带孙子孙女。
他们的思想很淳朴，可他们最大的人生娱乐似乎就是养育后代。
对比同时期的日本和西方，他们的相同年龄段的人可没有兴趣帮忙养育孩子，说好听点是文化，是懂得享受生活。
可实际上，这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是对自己后代的绝对不负责任，代价就是人口下降，不得不渐渐的增加养老金的缴纳比例，不得不渐渐的推迟养老金的领取时间，这其实是集体负责导致的集体不负责，将人性自私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
生育文化真的很重要。
杨贵妃听得很是认真，这时笑着说道:“一群人想尽办法怎么算计百姓，虽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可以让人感觉很怪异。”
吴凡听后笑着说道:“是啊算计，怎么组织生产，怎么分配利益，人类文明的历史，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在不断的进化着。”
在这场进化中，哪一个国家能将这个问题处理好，哪一个国家就强大。
为此，人类发展出了政治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
其实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政治制度改革，为的是解决怎么组织生产，怎么分配利益而展开。
有个模糊的专用词叫“生产力”，其实就是不断的调整组织生产，不断的调整利益分配，尽可能的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认为人口是个麻烦就控制，认为人口少了就放开，放开不够就开始鼓励，总能找到专家来给自己设计理论，实在不行就将那批专家批倒批臭再换一批新鲜的持相反理论的专家就是了，总有人干，不怕没人。
当发觉科学技术能够优化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效率时，就喊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当发觉相对公平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利于组织生产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改变组织生产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强调效率，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当片面强调效率导致的贫富分化开始阻碍组织生产的运转效率，开始导致百姓没有生产积极性，社会动荡不稳的时候，便又开始左转，强调弱势群体的利益，强调公平，为此不惜适当的牺牲效率。
从国家层面考虑，这些其实跟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没半分钱关系，纯粹是为了根据实际情况优化组织生产的方式和利益分配的方式。
如果国家层面的权衡夹杂进既得利益集团短视的自私自利，不愿意及时的进行调整。
那么就导致国家层面的衰落或者崩盘，重新洗牌。
中国历史的王朝轮回就是这么来的，有些君王看明白了，可惜无力改变，有些君王没看明白，片面的讲大道理，用儒家仁义，结果自己把自己玩废了。
其实这些看看苏联那疯狂的利益瓜分和崩解，看看美国过度依赖财务金融资本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就知道了。
苏联谁都知道制度僵化官僚化的问题，美国谁都知道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是个人都看得明白，可自我调整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一个健康的国家，考虑问题就是整天的算计着百姓，看怎么让百姓将时间，资源尽可能多的投入财富生产，投入养育后代以维持可持续发展。
一个被利益集团劫持了的国家，则是不管这些的，哪怕利益集团自己本身有很强的自我改革的意愿，却也会陷进谁出头谁先死的怪圈，导致在问题面前裹足不前。
个人可以极为优秀，可在人数庞大的团体中，永远会陷入大多数庸者紧紧的拽着那些优秀的少数，使整个团队原地踏步，这就是大多数的庸政。
我那个时空西方国家就是代表。
政治进化角度来说，其实自从二战之后一直在原地踏步没有根本性的进步，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成就。
西方还是那个西方，不是西方衰落了，而是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追上来了，这种追赶体现在科技和经济的差距同西方以外的国家快速的缩小。
可个人过于强大到让整个团队盲从的地步，而那个人过于心急或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么结果也将是灾难性的，这点我那个时空那个国家体现的极为明显。
可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是什么制度，出于什么利益，天然就是不断的精心算计着平民百姓的利益，目的就是尽可能的维持政体的存在。
无论什么政体，给百姓让利肯定是为了更大更长远的利益。
每一次的制度改革，社会风气的转变，道德伦理的改变，不管国家喊出什么口号，提倡什么思想，你只要看看他想解决什么问题，对组织生产方式有什么影响，对利益分配方式有什么影响，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什么影响，对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就一切都很清楚了。
张茅灿说道:“我只是有个懵懂的想法，聊着聊着你们反倒是聊得很详细了。烦印，你你呢，你的办法是什么？”
烦印说道:“我的方法很简单，干脆，直接，也不知道可不可行，直接用生物技术不就可以了吗？费那么多事干嘛？”
剥夺全部青年男女生育的直接权限，想生孩子，先申请，也不用受怀胎十个月的痛苦，时间到了到医院领走属于自己的孩子就是了。
吴凡听后说道:“你真是两片嘴皮子一碰就是个想法，说的轻巧，你知道你这想法对整个国家系统来说有多大影响吗？风险有多高吗？”
烦印笑着说道:“我是习惯简单直接的，说说看，我也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