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造远征古巴的舆论氛围，李经述让《华报》揭露华工在当地的真实惨状，他强调“犯华人者，虽远必诛”。
不久，《华报》的资深记者刘少白上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介绍在古巴的华人现状：与其他帝国主义殖民地一样，古巴1898年还是殖民者的乐土，是被统治者的地狱。哥伦布1492年来到古巴时。古巴岛上生活着瓜纳哈达贝伊人、西博内人、泰伊诺人和太平洋原始部落土著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用血与火征服、镇压原住民的抵抗，原住民大批地死去或避祸深山，那些躲避不及的原住民则成了奴隶，被驱赶到地里干繁重的农活，种植甘蔗、可可、烟草和咖啡，在监工的虐待下纷纷毙命。这样。西班牙人不得不从非洲引进黑人继续从事种植园的劳作，奴隶制便被带到了美洲大陆。到1868年，卡洛斯·马努埃尔·塞斯佩德斯和马克西莫·戈迈斯发起起义，要求古巴**的十年战争，最终被西班牙军队血腥镇压。但黑人通过这次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度，获得了做人最基本的权利:即自由!对西班牙殖民者来说，他们抢来的土地需要垦殖和开发，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于是他们把目光瞄向了“契约华工”，当时中国那些工钱廉价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苦力!当年出洋的华工，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的小业主、失业的工人，终日劳碌却难得温饱。不得不选择另谋生路，另外一些人是被无良的商人绑架的，当时这些卖苦力的华工在古巴的市价约为350至500比索，一比索银元大约七分二钱纹银，利润非常可观。这些苦力像牲口一样被装到麻袋里。这种有组织的绑架，是殖民政府拨出专款组织的“移民公司”。他们通过代理人、苦力贩子以及苦力船的船长，到中国的沿海城市进行掳掠。从1847至1874年，被运往古巴的华工达十四万余人。苦力贸易同奴隶贸易是一样的。那些不幸被绑架成为“猪仔”的华人命运悲惨，他们要在被称为“浮动地狱”的苦力船上经过5个月的航行。运送苦力的船，大都是由废置无用的破旧船只改建的，在狭窄的空间内，华工日则并肩叠膝而坐，晚则交股架足而眠。为防止工人暴动或跳海自杀，他们在舱口加装铁栅栏，在甲板装设大炮，并派人日夜巡视。船长还经常无故拉出华工鞭打，意在儆戒华工闹事。由于船舱密闭、空气不能流通，淡水和食物严重不足，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导致疫病流行，加上船主的肆意虐待，华工在航程中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据谭乾初《古巴杂记》引用的英国驻哈瓦那总领事馆档案材料，1847至1874年间被运往古巴的契约华工总数达143040人，实际到达古巴的只有126008人。而最终能够活着到达古巴的华工，平均劳动寿命也只有5年，死亡率达到75%。在哈瓦那与古巴其他各省的甘蔗种植园、猪仔馆、制糖厂以及囚禁华工的“官工所”，在古巴的中国劳工过着“日未出而起，过夜半而眠，所食粗粟大蕉，所穿短褐不完”稍有违命，轻则拳打足踢，重则收禁施刑，或私逃隐匿，则置之死地”的地狱般的生活。到1880年，古巴的12万多名华工只剩下4万多人。1895年4月，流亡美国的古巴革命领导人何塞·马蒂率领起义军在古巴东部登陆，同年9月成立革命政府。1898年初，西班牙首相派遣韦勒为古巴总督残酷镇压，韦勒首创下一个世纪人尽皆知的恐怖“集中营”制度：把数十万古巴人赶出家门，其中有不少是华侨，集中到指定的营地加以囚禁，在集中营里食宿恶劣，医疗阙如，传染病蔓延，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
这篇调查报道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民众对在古巴集中营里的同胞命运表示深切关注，一些学生上街游行，他们高喊着“犯华人者，虽远必诛”的口号，要求政府出兵古巴解救同胞。
李经述对那些华工悲惨的命运痛心疾首，这段不能忘却的美洲华工辛酸的血泪史，却因为一些不正常的原因，被中国人有意忽略了，鲜为人知！李经述知道，1898年，如果中国不及早下手，美国和西班牙也将爆发战争，到时候就晚了！于是在1898年初，他就派了海军总长刘步蟾亲自带队，北洋舰队副司令马吉芬等海军将领带着“定远”号、“洞庭”号、“济远”号、“致远”号等十五艘铁甲巡洋舰直扑古巴岛。
而此时的美国，海军因为“纽约”号等主力舰参加了对日战争，延迟了对西班牙作战的行动，国会正在讨论要不要授予总统对西班牙使用武力，李经述发动战争却可以不经过国会，说打就打，他抢在美国人前头下手了。
那天，李经述召集了刘铭传、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曹锟等在座的陆军将领开会，说：“根据现有的情报，西班牙王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政局一片混乱，在古巴虽然号称有20万陆军，实际上不到2万人能打仗，其余多是老弱病残。海军也仅有一些旧式木壳军舰。我估计北洋舰队彻底消灭西班牙的海军没有问题。现在我主要担心的是陆军，能否消灭西班牙军队，毕竟西班牙的陆军战斗实力在欧洲不算弱！”
段祺瑞说：“按照总统的要求，旧式军队已经有一半转业安置到警察系统，现在中国的新式陆军一共十二镇，总兵力二十五万人，除去驻守新疆、内蒙、东北等地的新军，能够外派的新军大约有十五万新军。”
李经述满意点点头，道：“我之前已经派人暗中联系古巴的革命者，现在只要往西班牙再派五万陆军，就可以占领古巴。”
李经述决定要派一个能给驻古巴的西班牙陆军迅猛打击的猛将，而且这将领要适应在海岛上的作战，思来想去，李经述决定请刘铭传重新出山。历史上的刘铭传，在清政府甲午战败割让台湾后，忧思郁结，卧床病死。但李经述率领的北洋水师和新军打败了日本人，改变了他的命运，此时的刘铭传才62岁，身体硬朗，脸上的麻子也金光闪闪，头上的白发都很少，精神倍棒。
刘铭传拍着胸脯说：“西班牙陆军能打仗的只有不到两万人，我只要一万五千人就可以了。兵贵乎精，再多了兵舰也装不下。”
于是，在1898年初，海军总长刘步蟾、北洋舰队副司令马吉芬、左翼总兵黎元洪等接到李经述总统的密令，率领“苏州”号、“洞庭号”等十五艘巡洋铁甲舰，以平均22节的航速直扑古巴岛，去保护古巴的四万苦力华侨，用30天完成了15，000海里的航程。这些经过中国国防工业部改造过的军舰，不仅速度提升了不少，火炮也增加了一倍。随海军出征的，还有虎将刘铭传率领的一万五千名新军。
为了保险起见，李经述还派刘永福带了一万五千黑旗军前去助战。刘永福这个人，很有意思，1837年出生于广东钦州县古森垌小峰乡的农民家庭，8岁时父亲经营小生意破产，举家迁徙至广西上思州平福新圩八甲村，帮助堂兄弟种几亩薄地过活。家庭贫困，使刘永福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这并没有磨灭年少的刘传福出人头地的梦想，他十三岁便外出做滩艇佣工，因熟悉江河水情，被推举为带水的滩艇师，十六岁那一年，父母和叔父在贫病之中先后死去，刘永福靠着父亲传授的一身武艺，在江湖上闯荡。1857年，终日辛劳而不得温饱的刘永福决定造反，投奔上思隆安地区的天地会旗头郑三，开始了他曲折而颇具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后来兵败入越南组织黑旗军，“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蔽边疆”。
中法战争之后，刘永福率黑旗军三千将士回国。但因为他是天地会的土匪出身，当时的清廷对他很不信任，各方面的歧视和刁难，下令裁减，黑旗军显示裁撤到1200人，次年又逐渐裁减至300人。李经述向李鸿章举荐。李鸿章也认为刘永福“真乃高人一筹，诸统领莫及焉！”，他的黑旗军得以恢复到八个营，三千二百人，调到越南驻扎。
张之洞对刘永福也甚为欣赏。认为刘永福为“数千年中华吐气”的“义勇奇男子”。第二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副总统张之洞的大力举荐，李经述任命刘永福为越南都督。他早在中法战争时，就意识到黑旗军的装备落后，于是在越南练就了新黑旗军二万人，全部换上了洋枪洋炮。
刘永福带兵很有一套，和黑旗军同甘共苦，加上他的主将黄守忠、吴凤典等二十多名大小将领都是广西上思、宁明一带的壮族，这支两万的黑旗新军经过三年的训练，英勇善战。因为黑旗军擅长在越南茂密的森林中作战，虽然越南并不是非常典型的热带雨林，但处于季风区，和古巴的热带雨林的自然地理条件很相似。加上刘传福还熟悉江河水情，所以李经述决定派刘永福的黑旗新军一起去远征古巴。
刘永福的副将吴凤典不想远征，忧心忡忡对他说：“我们黑旗新军刚练成，总统就迫不及待派我们不远万里征讨古巴。这明显是要削弱我们的力量。我听说古巴的丛林当中，毒蛇猛兽巨多，我们去必然死伤惨重。总统和清廷一样，对我们黑旗新军还是不信任。”
刘永福听了吴凤典的话，脸色顿时阴沉得像要下雨，他生气不是对李经述起了疑心，而是吴凤典竟然对总统的用兵之意妄加揣度，狠狠一耳光扇了过去。刘永福虽然已经61岁，但因为长期习武，身体还很硬朗，力气也很大，吴凤典的脸挨了重重的一耳光，顿时留了红红的指印。
刘永福怒斥吴凤典：“予心惕惕，终不以官爵为荣，只知捍卫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国人为责任。今四万同胞在古巴生死未卜，海军总长刘步蟾都亲自率舰队远征，总统会欺我等？此身虽老，热血常存。倘为国用，自宜竭力驰躯，不惜以铁血铸山河，强大种族，以期臻于五大洲最强美之国！汝何敢妄自揣度上意，乱我军心？”
刘永福毅然带着一万五千黑旗军随着中国舰队远征古巴，只留下五千黑旗军驻守越南。李经述听说后，下令褒奖。他对前来听候指示的外交总长伍廷芳说：“我中国有刘铭传、刘永福、刘步蟾这‘三刘’，都是猛将，打西班牙这个没落的帝国，不会有问题，外交部的腰杆子可以硬直起来。”
刘步蟾率领军舰到达古巴后，分成两支分舰队，一支舰队由北洋舰队副司令马吉芬、左翼总兵黎元洪带领，八艘军舰抵达圣地亚哥港，另外由他带领，七艘军舰封锁古巴的沿海。
李经述并不想中国首先挑起战争，于是让外交总长伍廷芳强硬向西班牙政府交涉，提出了中国政府的条件：一是必须对1847年到1898年在古巴的种植园、矿山受虐待致死的华工给予补偿，按国际标准，每人赔偿一千两白银，中国死亡的苦力华工，有记录的共计十万人左右，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对于在集中营里被虐死的华人，每人赔偿五千两白银，共计二万人，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共计两亿两白银；二是必须给那些合同期满并希望回国的华工提供船费，还须给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人重新订约，提供住房，允许其自由活动；三是禁止雇主对华工施行监禁与苛罚；允许建立华人工会，并允许劳工自由加入；四是所有违法案件均由中国领事处理。五是马上与古巴的“叛乱起义者”停战，结束万恶的集中营制度。
当时西班牙处于波旁王朝时期，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才十二岁，他的母亲，来自奥地利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她这人极为自负，跟中国的慈禧太后一样，对权力极为嗜好，但又没有控制大臣的能力，西班牙的朝政极为混乱。
接到伍廷芳的“最后通牒”后，尤其是第一条的两亿两白银赔款，极为愤怒，当场把中国的外交书撕毁。当时，西班牙还是一个欧洲强国，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世界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以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列强，为文明发达国家，美国、中国、日本等属于半开化的国家，古巴、印度等殖民地都属于野蛮的国家。中国竟然敢向西班牙下最后通牒，简直是对“欧洲文明强国”的侮辱，于是让古巴总督韦勒积极备战，并派海军中将雪尔维拉为舰队司令，率领七艘西班牙铁甲军舰前往古巴支援韦勒。
李经述深深知道战争中的舆论，意味着人心向背，意味着军心士气等，会让让瞬息万变的战场动态更加扑朔迷离，以致深刻影响着一场战争的走向。他将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重金收买英美的报纸，揭露数十万古巴人赶出家门，被韦勒集中到指定的营地加以囚禁，然后分别隔离盘查。集中营里食宿恶劣，医疗阙如，传染病蔓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的惨象，让英国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中方付给2000银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经过英美报纸添油加醋的报道后，韦勒很快被世人斥为“古巴屠夫”，西班牙的野蛮名声顿时“顶风臭万里”，“西班牙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独裁、死亡中得到解放。”中国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优势，出兵古巴也就顺理成章了。
李经述这一招，是跟历史上的日本人学习的。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就跟中国大打舆论战，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总指挥，收买英美主流通讯社和报纸，把中国和日本“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形成共识。如经过策划，《纽约新闻报》就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独裁中得到解放。”日本朝野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新闻媒体，向本国人民灌输“朝鲜**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以营造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氛围。如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在社论中就叫嚣：“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此实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紧接着《北国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报刊也随声附和，为军事侵略“正名”。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放任其“自由”，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很多报纸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还有的重复过去那一套痛骂，类似于“中国分分钟就能干掉小日本”之类的言论大有市场！在外国人眼里，当时中国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舆论和战争两手准备好了以后，李经述盼着刘铭传、刘永福和刘步蟾战场上给中国带来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