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包公“铡美案”中秦香莲含冤状告当朝驸马爷，而包公执掌开封府最高司法大权，一个是民间弱女戴着俩个儒童前来告状，被告又是当今皇家的女婿，本想送些银两打发秦香莲回家度日也罢。哪成想陈世美让韩琦持刀庙中杀人灭口，经秦香莲哭诉配发苦读多年，送夫进京后孝母养子，今陈世美不孝、不忠、不义。可怜韩琦被活生生的事实触目惊心感化，固然无能为力而自尽了却人生的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历史的故事虽有夸张，但教育人们中国的历史是任何国家也不能比拟，在这个世界也找不到类似包公和韩琦的典型人物。但事实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客观真实的发生了类似的典型案例。就大鹏一个“真假知青”也好，“真假军工”也罢，现在连户口、粮食关系、档案三证还没落实的情况下，能够得到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案件的重视，而且责派检查组查处，足以证明在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策尊重事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伟大。
大鹏回部队基层也是斗争，由于身体状况在家养了些日子，不想让被告看到他上访后的惨样。据说师副政委刘德化、场站副政委陈桥水被转业，师政治部王主任、鲁科长被缩编，场站司令部参谋刘存成、机营股马林也被缩编了，就连油料股股长张玉春、财务股股长王国财、军械股股长胡来都不在了，为什么师站联合调查组两个组长、被告和接触案件的关键人员都被转业缩编了？是缩编还是受到了应有的处分？据说站长也毛了，到处活动要转业。
大鹏急于的来到场站办公楼，推开会议室门满屋军官们正在开会，讲台上站着个陌生的高级军官，有可能是大鹏的突然出现人们有些惊愕。站长和政委立即站起迎出来，关上门政委拉手热情的说：“老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上级来电话让我们谈谈。”
徐才厚站长说：“现在我们正在开会，明天上午咱们再谈好吗。”
根据站长和政委的热情诚恳，看来上级还真来电话了，能否真正的解决问题那可不好说，有可能怕惊动会场里的军官们吧？那会对他们有不利影响的？
第二天大鹏带着录音机和账来到场站，在政委办公室里站长别有用心的问着：“老张，你告状很辛苦吧？还得我们解决你的问题，你有什么要求？”
大鹏说：“上级让我回来要调查文件，另外要查看账解决欠账、工作和工资问题。”
谷俊山政委说：“文件没收到，已经到现在了哪还有账，账早都烧了。”
大鹏说：“谁敢烧账？你们要承担烧账的责任？”
徐才厚站长说：“账没烧，不过你放心，我和政委查账就行。”
大鹏说：“我是厂长，为什么不让看账？欠账怎么还？会计贪污怎么办？”
徐才厚站长说：“欠账由财务还，不是说给你四万元，可是你必须承认有合同。”
大鹏说：“什么合同？”
徐才厚站长说：“只要你承认承包砖厂我们立即给钱，绝不反悔这你放心。”
大鹏说：“聘请技工和变为军工也是你们说的，怎么忘了？还是欺骗？”
谷俊山政委说：“都到现在了还什么聘请、军工，你的三状告我们军政委、师长和我们贪污230万，你那是诬告，诬告是犯法的，你还想什么军工？”
大鹏说：“渎职、诈骗、贪污、盗窃230万，与贪污230万是有区别的，全军财检办的调查结果为证，不存在诬告。另外偷盗公章非法订立110万元五年合同是什么问题？军委投入3700万重建机场为什么转卖合同？现在用砖头建起的机场能承受轰炸机吗？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现在的机场豆腐渣工程你们要承担一切后果责任。另外，你是怎么看到材料的？把检举材料给被检举人看是违背中纪委文件有关规定，是谁给你看的材料？”
徐才厚站长说：“没有，我们没看到材料，是上级领导问话时我们才知道的。现在是如果你承认包砖厂，上午签字下午给钱，下午签字晚上就给钱。”
大鹏说：“承包砖厂是要有凭证的，现在*我承认签字什么意思？目的不就是应付上级为自己推卸责任，这是打击报复吧？你等等，我去上厕所。”
大鹏把账包留在椅子上，夹着用包裹着的大录音机直奔厕所，就着没人赶快打开录音机翻带子，按动好录音再隐蔽好包裹，走出厕所却迎着站长、政委慌张疑惑的向他凝望。当大鹏再次走入办公室坐下，站长和政委却迟迟不敢进屋，有可能是怕大鹏所夹着的是炸药包吧？
徐才厚站长说：“今天咱们先到这，下午我们开会研究，你到下星期一再来。”
谷俊山政委始终在门外站着，他所以不进屋是怀疑那个包，索性大鹏把录音机打开让他看，再把椅子上账包打开重新包好，以展示告状的坚决性。
大鹏说：“这是过去一年的财务记账，有吴新时期、我检举后任厂长一个月、站长你让司令部刘存成强行接管一个月、后期让我管理并重新让被检举的佟孝顺、冯力学当会计的几个月财务记载。后期尽管不让我看账，但那是佟孝顺、冯力学手持匕首在威胁签字中，我是以签字必须抄账才得到财务根据的。”
看到站长、政委默不作声，大鹏心里也知道他们是怕录音，原、被告之间也没有共同语言，但这是上级的安排，也不得不进行针锋相对。既然已经发了逐客令，那只有打道回府星期一再说吧。
第二天，大鹏正在家里听录音门外传来吵闹声，尤其华英的嗓门高，后来她已经开骂了，听得出来是师长让搬家，好像还有场站朱参谋长的解释劝导。大鹏正在录音关键时刻无心出去面见师长，“因为他也是在案中的被告。”
辉师长才37岁，大高个，他在第一线经常驾驶飞机在蓝天上指挥，也算是率先垂范吧。本来大鹏很敬仰他，在师部也和他见过一面，而且他还给大鹏十元钱做路费。而为什么他说话不算数？带着军师联合调查组不让和检举人见面，却与被告游览观光丹顶鹤？结果却不了了之坐飞机走了，他不是说把师和军干部都给告了吗？为什么又要和被告同流合污呢？
李云龙参谋长敲门进屋说：“老张，现在师部飞行大队要回来，本来这个院是飞行员住的你必须得搬家，师长不知道你家六口给一间房，你放心最少也得给你两间，你爱人骂师长我也尴尬，回来劝劝别让她闹了。”
大鹏说：“参谋长你知道我家三代人，一间房实在是没法住。”
李参谋长答应着走了，大鹏对他非常敬重，因为他在场站很讲正义的。大鹏最后一次检举在场站会议室党委扩大会议上，当站长和政委宣布给大鹏四万元的财物时李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因为那不仅是掩盖贪污，也证明了那是对大鹏的不公平，抹煞军工的事实。他在党委会议上公然说明，张大鹏几次检举都是为了部队，也作出了个人贡献和牺牲，当初我们答应他已经是部队的军工，现在反悔不公平，所以他始终坚持保留反对意见。
而站长和政委为了掩盖责任，居然让张玉春鼓动工人抢砖，目的是以给大鹏三十万红砖为名，造成他承包砖厂的假象，导致大鹏去师部、沈空才制止抢夺。
华英是听师长说就给一间房才骂的，可在下午的家属会上，师长是没点名的批评：“有的家属不听师部的安排，张嘴还骂人…。”他没有说是怎么骂的。华英只是说：“你师长没爹没妈？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老少三代就给一间房，你们当官的还是人吗？”他一师师长当然受不了，只有借开会来发泄。最后，李云龙参谋长还是分给了大鹏家两间房。
请看104章：控告外国记者是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