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调处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当天上午，就开始介入案件；当天晚上，就向关卓凡面呈了第一份调查报告。
陈亦诚和军调处副处长马丁内兹两人，在蔡尔佳的陪同下，再次询问了庄汤尼。
蔡尔佳对庄汤尼的解释是，在治安区划上，“南堂”为步军统领衙门右翼总兵该管，辖下出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案子，本人深感有亏职守，已向朝廷“引咎辞职”，目下，正在等待朝廷的批准；这件案子，经“上头”允准，已经移交陈参谋、马参谋主责，目下，我的责任，是尽力为陈参谋、马参谋提供协助。
对外，陈亦诚和马丁内兹不以“军调处处长、副处长”名义、而只是以“粮台参谋”的身份示人。
陈亦诚说，刚刚接手案件，正在了解案情，蔡总兵提供的案卷虽然详尽，不过，彼时案发仓皇，兵荒马乱，就是蔡总兵自己，也担心会不会挂一漏万？因此，建议我和马参谋两个，亲自再向神父请教一次，这样，掌握的资料，更直接，也更准确，我和马参谋深以为然，于是，就过来打搅神父了。
之所以如此婉转客气，是因为庄汤尼的脾气，是出了名的暴躁苛碎，就连自己人——在北京的泰西人——不论是宗教界的还是外交界的，都不爱和他打交道；他的身份特殊，如果不耐烦起来，或出于其他什么特别的原因，故意不予配合，中国政府又不能现在就将他当做疑犯来对待，调查将会陷入一个很被动的局面。
颇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以上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庄汤尼虽然异常疲惫，但还是非常配合，非但未表现出任何传说中的“暴躁苛碎”，而且，拿陈亦诚和马丁内兹的话说，“其神态以及身体语言，很有意思”——
庄汤尼坐在椅子上，微微的佝偻的身子，头也微微的低着，两只胳膊不自觉的夹紧两胁，十指交握，时不时的不自觉的用力，捏的指节都发白了，有时候，身子还会神经质的轻轻的抽搐一下。
“椅子并不是很宽大，”陈亦诚说道，“而庄汤尼的身量，超过一米九，可是，一眼看上去，他一个庞大的身躯，倒像是蜷在椅子上似的，像……嗯，像是一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面对严厉的师长的问责，瑟瑟发抖。”
以庄汤尼的身份、脾性，自然是不可能将陈、马、蔡三人当做“严厉的师长”的，除非——
“庄某目光游离，”马丁内兹补充说道，“而且，由始至终，几乎都没有和我们有过直接的对视——视线只要一接触，立即移开。”
微微一顿，“这个反应，完全是下意识的。”
庄汤尼的证词，同第一次做供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出入，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他的语速，较第一次做供的时候，慢了许多，而且，总是讲了几句，便停了下来，皱起了眉，微微偏过了头——
“庄某明显是在凝神思索——或者用力回忆，”陈亦诚说道，“可是，我们拜访他的时候，距案发还不到十个小时，相关细节，没可能这么快就记不清爽了——而且，都已经做过一次供了，一切熟门熟路才对。”
顿一顿，“他不像是在描述事实，更像是在……背诵；并生怕自己的‘记忆’同第一次做供有什么对不上号的地方。”
陈亦诚和马丁内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第一，庄汤尼确实受到了重大的惊吓，他的各种身体语言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极难做假的，而庄汤尼也明显不算一个好演员。
第二，庄汤尼对案情的描述，一定隐瞒了某些重要的关节，甚至，可能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曲改。
第三，庄汤尼对此案的发生，怀有深刻的内疚，这份内疚，不仅仅因为“失察”、“轻信”、“上当”什么的——为凶犯“捐资”所诱，开门揖盗——一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庄某平时为人行事，暴躁飞扬，”陈亦诚说道，“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是那种城府深沉的人，对精神压力的承受力，并不算强——”
顿一顿，“我们今天的问询，由始至终，十分客气，没有表露出任何对于庄某本人的质疑；如果——我和马丁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我们对庄某本人施加压力——当然，只是精神上的——庄某的负疚，就一定会成为其不可承受之重。”
“是的，”马丁内兹说道，“到时候，庄某一定会失控并露出破绽——这是此案的最好、最直接的突破口。”
“当然，”陈亦诚说道，“庄某身份不同，到底该如何对行事，得先请王爷的示下。”
关卓凡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好吧，就照你们说的办——其中分寸出入，相信你们自会把握。”
“是！谨遵王爷均谕！”
至于奎光——
“虽然，奎光不能提供确凿的不在场证明，”陈亦诚说道，“不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的腰牌，确实是为凶犯所窃——奎光同本案，应该没有什么关联。”
除了奎光的家人——妻子、孩子、老仆之外，军调处还调查了他的同事、朋友以及同他相熟的戏院、书场、酒楼、妓窦，众口一词，奎光有这样一个习惯：
只要第二天休沐，当天下值之后，便约上一班朋友，听戏、下馆子、逛窑子，每一次，都会喝的酩酊大醉，勉强挨回家，头一沾枕就睡了过去，一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之前，都不会醒过来。
“奎光的这个习惯，”陈亦诚说道，“知之者甚众；而侍卫都有排班，哪一天休沐，都是提前定下来的——也不是什么机密。”
顿一顿，“所以，对于凶犯来说，若要窃取大内侍卫的腰牌以构陷朝廷，奎光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对象了——他的腰牌，较为容易窃取；而失窃之后，又没那么容易在短时内发觉腰牌不见了。”
再一顿，“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哪一天下手，可以早早计划。”
“就是说——奎光是早就被凶犯盯上了。”
“是！”
“嗯，如此说来，对于博罗内的质疑，就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了。”
博罗内曾如此质问钱鼎铭：
“腰牌若确实为凶犯所窃，只能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不可能更早了——只有在晚上，腰牌的主人在人前‘大醉’，凶犯才有偷取腰牌的机会，并且，才有一直到今天早上、腰牌的主人都无察觉腰牌失窃的可能——”
“可是，凶犯和南堂今天凌晨的夜半之约，是前两天就定下来了的，凶犯怎么敢确保，昨天晚上——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一定可以偷取腰牌成功？又怎么敢确保，失窃之后、天亮之前，腰牌的主人一定不会发觉腰牌失窃？”
“若不能成功窃取腰牌——又或者，虽然成功了，却在凌晨一点半之前，腰牌的主人便发觉腰牌失窃了，那么，行凶之时，岂非就不能栽赃嫁祸了？如是，凶犯该怎么办？改约吗？”
当时，钱鼎铭无法正面反驳，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现在，可以掉头打将回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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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外务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通报案情。
对于各国驻华公使馆来说——不包括已经“下旗”的法国驻华公使馆，收到“南堂”案发的消息之后，总要先做一个基本的了解，有的还可能需要先向国内请示，确定本国对此案的基本进止，之后，才会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或“表达严重关切”。
也就是说，这个“关切”也好，“严重关切”也好，最快也就得案发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之内才能够提了出来。
亦即是说，当外务部将“案情通报”怼了过来的时候，法国之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来得及向中国政府就“南堂”一案“表达关切”或“表达严重关切”呢。
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令人叹为观止，各国驻华外交人员对之印象异常深刻，以致北京的外交界出现了一个“中国速度”的说法，并不胫而出国门，不久之后，成为各国外交人员对中国政府——至少在某些问题上——的一个“共识”。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外务部这份以“中国速度”炮制出炉的照会，都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