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位看官留意，这个伟大帝国的直接史料在后来的战乱中消失几尽，帝国华夏大地所留下的实际遗迹便成为弥足珍贵的直接史料。譬如峄山刻石文、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见于《史记》，对于非常注重言论记载的太史公而言，绝不会有意疏漏，完全可能是司马迁时已经湮灭，或被掩盖隐藏，而后世重新得以发现。唯其弥足珍贵，不妨录下三篇刻石文辞1，以窥帝国风貌——
峄山刻石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悠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梁父刻石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文
维廿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事。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
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富。节事以时，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不用兵戈。六亲相保，终无贼寇。欢欣奉教，尽知法式。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后，附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李斯王贲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会商，一致认为古之帝王地狭民少动荡不休，尚能刻石为纪，今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天下相与传颂皇帝功德，更该刻于金石以为表经。于是，产生了这篇专一地全面地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
列位看官留意，这三篇刻石文极易被看做歌功颂德之辞，而忽视了它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视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谓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谓一量，统一规定形制尺寸重量也。这一事实是说，秦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还有一个统一，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尺度与重量。在诸多史家（包括军事史、兵器史等专史）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历代兵书中，只有宋代编定的《武经总要》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重量。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既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镞，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事实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确实无误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将“器械一量”与“同书文字”并列，可见其重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对此条的解释是：“内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属。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属。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确。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被人忽视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其二是“六亲相保，终无贼寇。”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几乎没有哪个史家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六亲相保”，其实际效果则是“终无贼寇”。也就是说，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通过相互举发犯罪，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没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因为这一实际效果，秦统一中国之后，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自秦之后，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应该说，这种实际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在战时社会。
就是在这次大巡狩滨海之行的后期，卢生徐福等几个方士第一次上书皇帝，万分肃穆地说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请求携带童男童女出海求仙。从一个方面说，始皇帝亲临大海，眼见其壮阔辽远，对流传久远的海中有仙之传闻不可能完全拒绝相信，更兼其时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时常发作，遂允准了卢生徐福之请，准许其筹划出海求仙。从另一方面说，其时六国贵族多有逃亡，许多贵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岛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为名目，派出精干斥候于护卫求仙的军士之中，以求查勘贵族藏匿之真实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时年嬴政四十二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三川郡（在阳武博浪沙遇刺）——胶东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经恒山——经上党——西渡河入秦。从时间看，是仲春（二月）出发，大约在立冬前后归秦，也是堪堪一年。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紧紧相连，其使命大体也与上次大体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登临之罘山，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其内容与峄山石刻大同小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阳武县博浪沙路段的刺杀皇帝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见诸于史册：旧韩公子张良携力士埋伏道侧壕沟，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掷嬴政皇帝座车，结果误中副车，刺杀未遂。但在当时，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没有缉拿到罪犯。
也就是说，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案件当时并未告破。
为此，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已告猖獗的警钟，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靡不清静”的时势评估中解脱了出来。时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遭数名刺客突袭。若非随行四武士力战击杀刺客，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博浪沙大谋杀事件，兰池宫逢盗遇刺事件，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盘整天下，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始皇帝三十四年）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从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转变为巡边、震慑复辟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这一转变，从马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轨迹。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时年嬴政四十五岁。
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咸阳——经旧赵之地——入旧燕之地——辽西郡——碣石——返回再经燕赵旧地——经上郡进入边地——巡视北边——南下归秦。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得最为简单，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导迟滞工程（坏城郭，决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视九原并部署反击匈奴战事。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联结起来，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则立即清楚地表现出内在的轨迹——这次大巡狩，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这个内外战略是：对外大举反击匈奴，对内大举镇压复辟。这两个大战略，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镇压复辟必须以肃清长期边患为保证，巩固边地又必须以整肃内政为根基。
尽管史料对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简单的九个字：“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然只要将前后事件通联，这九个字的分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实说，匈奴长期为患北边，此时的秦军已经退守到九原黄河以南的北地郡与上郡驻扎，连紧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领地。要一举占据河南地，并扫灭阴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将匈奴部族驱赶得远离华夏，便要大举歼灭匈奴的有生主力骑兵；而要真正做到一举大胜，没有通盘的战略筹划是不可能的。此时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粮秣兵器仍得通过上郡输送，诸方协同尤其要紧。事实上，正是在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与蒙恬、扶苏等协同各方会商部署，最终议决：来年大举反击匈奴，战胜之后立即开始修筑长城。第二年的事实进展，几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战略筹划完成了。
唯其了解这一轴心目标，立即便可明白：所谓东游碣石，所谓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语言说，是造势以惑人。惑谁？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窥见其真实战略意图的内外敌对势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这次大巡狩的东部之行中，将求仙之事铺排得很大，而且大举铺排了两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卢生出海，访求两位传说中的古仙——羡门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将离开东部之前，又大张旗鼓地派遣韩终、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队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药。
之后，嬴政皇帝的车骑仪仗销声匿迹了。
百年之后的司马迁，尚且只能留下九个字。此足以说明，直到后来的西汉时期，人们仅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边，至于究竟在巡边中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不是司马迁不想记述，而是因为没有依据。这成为了一个永远湮没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离开东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卢生入海归来了。卢生求仙无着，却带回了那则载于史册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谶言。这则谶言的形式载体很是不清楚，只说是“图书”。若依据传统分析，这则预言当是图谶形式，也就是某种皮张上画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图画，旁边一句字迹古奥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谶言。这幅画究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这句谶言，却是明白无误地被记载了下来。
这件事至少说明：其一，嬴政皇帝在东部碣石逗留的时间不会很短，估计至少两个月上下，否则以古代船只之航速卢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认定：皇帝东游只是要求仙，别无他事。其二，天下复辟势力也关注着边患，企图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这则谶言，借以扰乱嬴政皇帝心神，并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暖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白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作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成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成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列位看官留意，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的力量。这次的“德并诸侯”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了德功德政。马上将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会稽山刻石文，对“德”也同样做了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一宣教转折，是帝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的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时为何有此一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秦一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的攻讦有一轴心言论，便是“暴政失德”。这一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的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了秦政本身无德的一个表征。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帝国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一种时势所必须的策略，一种反击复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的逗留。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蓟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陇西北地与上郡，三地俱为蛮荒边陲，俱为连绵大山，路况最差，气候最恶，又兼有匈奴游骑袭击之风险，安有舒适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几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颠簸。登泰山封禅，而骤逢“风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树下避雨。当代人皆知，雷电风雨之中在大树下避雨是极为危险的，而其时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学道理，幸未被雷电击中，何其大险也！后过江水，则“逢大风，几不得渡”，连随身玉璧也颠簸沉入江水。再从湘水登衡山，“遇风浪，几败溺”，也就是说，险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险，所以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归程。
如此奔波一年，刚刚过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这第三次大巡狩更险，方出函谷关，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谋杀——旧韩世族公子张良带其结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击行刺！若非误中副车，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归天了。归来途中，嬴政皇帝为一睹当年长平大战之胜迹，硬是舍弃了相对舒适平坦的河内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岭的上党山地，其崎岖艰难无须描述。年余之后，嬴政皇帝微服出巡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突遭数名刺客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遇刺险境只有淡淡两字：“……见窘。”就实而论，随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战护卫，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见其性命之险！
第四次长距离大巡狩，又是直接抵达滨海之碣石门。那时的滨海地带，是人迹罕至的荒莽边陲，与今日之沿海万不能同日而语，其艰难险阻多矣！碣石门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进入匈奴流窜的北边之地巡视，部署完军政大略后，又从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阳。
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脸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
注释：
1此三篇刻石，皆以韵断意。《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云，前两篇为三旬一韵，琅邪台文为两句一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