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楚林晓得这些黄牛是村民自愿捐出来的，村民愿意为修筑滇缅公路的民工舍弃自家的黄牛，李云生就是想阻拦也阻拦不掉，他不做声了，他叫人把物资卸下，叫人把黄牛看好，等到村里送来的东西吃完时，看情况决定是否宰杀这些黄牛。
黄牛是村民的命脉，能不宰杀尽量不要宰杀，实在要宰杀时，也要先宰杀那些没有了力气的老黄牛，要尽可能多地留下几头年轻力壮的黄牛，让这些黄牛于过年后承担起翻耕农田的任务，保证能按时播种，同时繁育后代。
农民是以倚靠土地生存的群体，没有黄牛翻耕农田，种子虽然播了下去，但是因为深度不够的原因，往往不会有很好的收成，最终导致农民没有饭吃，政府也不能收到相关的税收，于民政府都没有好处。
如果社会进入到这种层面，社会矛盾势必会增加起来，社会治安势必会混乱起来，再老实的农民在生活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他们不会屈从于命运的安排，他们势必会铤而走险，走向极端，去做不耻于人的事情，这样就会引发官场震动，打压和反打压的结果往往是悲剧，往往是及其哀伤的悲剧。
在民族危难时刻，杨问梅以及县属部门官员谁也不敢有半点的马虎，谁也不敢有半点的懈怠，他们都在尽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去做工作，至于工作报酬，他们已经置之脑后，懒得去计较了。
抗战时代，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延缓生命的物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感到很满足，已经感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是现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不能做到的，生活在抗战时代的人，只能去做有利于抗战的事。
两百来好村民在工地上干活，生活物资需要得到保障，生产工具也需要得到保障，在坚硬的石头面前，钢钎、锄头、撬棍……大量损毁，需要及时补充更新，这些事情落在了赵唯城的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被杨问梅责骂，但是他并没有怨言，因为他明白杨问梅心里不仅担忧，而且非常担忧，杨问梅并不比他轻松。
就当时的云里县城而言，下街是县城的中心，上街是县城的副中心，如果不是明朝时代在云里江面上修建了云龙桥，或许不会有云里古街，茶马古道穿过下街，走东旁村进入密场，一路朝西走到乔后、沙溪、甸南、剑川……跟沧浪古道连接起来。
云里县城十九街应运而生，成为紧邻密场的重要集市，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前后几天，云里县老百姓从不同的村寨涌向十九街，在这里进行大牲口气易，使之成为固定的集市，抗战时代，云里县政府建立在十九街，后来搬迁到现在的老县委。
云里县政府有两栋办公用房，每栋都是两层，相关部门俨然散乱的星星，簇拥在县政府的四周，各司其责。
杨问梅早就想到再建一栋办公用房了，连建房资金都准备好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杨问梅得到了日本人侵占中国的消息，根据云南省政府的，杨问梅当即停止了再建办公用房的想法，把精力用在维护地方治安，用在抗战上。
日本人入侵中国之前，之后，有两个集团正在互相厮杀，某集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在绞杀另一个集团。
橘蚌相争渔翁得利，两个集团的争锋给日军全面侵华带来了机会，等到两个集团达成共同抗日的局面时，日本人坐不住了，他们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八年抗战从此刻起拉开了序幕，灾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云里县原名样备昭，到了唐代时刻，样备昭是南诏六诏中的第二诏，势力强盛，仅次于越析诏。
蒙舍诏在六诏中势力最弱，对唐朝最为忠诚，得到了唐朝将军的大力支持，唐朝将军扶持蒙舍诏，以弱攻强，先灭越析诏，最后灭了样备诏。
从那以后，云里县成为四周县市分管的地域，云里县的历史从此出现了断层，直到1912年，在李根源的倡导下，云里县才得以再建县份。
因为出现历史断层的原因，云里县城得不到有效的建设，连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也是十分狭窄，十分拥挤。
杨问梅走马上任，在大致了解了云里的情况之后，心里后萌生了适当修建办公用房的想法，然而杨问梅的想法在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之后破灭了，彻底地破灭了，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接受上级政府的指令，动员全县老百姓修筑上级分配给云里的路段，保障军事物资届时能够顺利地通过滇缅公路云里段。
杨问梅接受了上级的指令，为了保障修路工程顺利完成，杨问梅主动放弃了再建办公用房的想法，把筹集到的再建办公用房的资金投入到了修路工程，任命赵唯城全力筹集修路工地所需物资物资。
赵唯城拿着省政府拨出的法币，派人在全县到处征集物资，有时候甚至做出了过火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就是逼迫大户出钱，在逼迫的过程中做了不少蛮不讲理的事情，这些被迫出钱的大户心有不甘，屁颠屁颠地跑到云里县城，在县长面前状告赵唯城。
杨问梅看到大户人家来告状，晓得是赵唯城对他们使用了特殊方法，特殊时期，使用特殊政策，杨问梅站在赵唯城一边，决定打压这些大户，说：“现在日本人打了进来，你们晓得日本人的性格吗？你们是土包子，是真正的土包子，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大局，我告诉你们，日本人的脸上写着杀人两个字，他们喜欢杀人，他们喜欢女人，见到女人就兴奋，就强奸，等到日本人打到了云里县，看看你们能有什么好下场。”
那些大户原本想到杨问梅面前讨要一些说法的，他们没有想到杨问梅会站在赵唯城那一边，跟他们说了一套大道理，狠狠地训诫了他们一顿，叫他们只管捐款捐物，不要心生埋怨，否则抓到监狱里吃牢饭。
有些大户在得知日本人长相凶狠和性格暴躁之后，开始为自己和家人担心起来，他们不仅把家里的物资拿了出来，还把家里的钱也拿了出来，有人甚至出高价到农民家里购买物资，把购买到的物资运往云里县城，交给了云里县政府。
赵唯城看到物资推积如山，看到物资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运来，心里很是感动，跑到杨问梅面前汇报情况，杨问梅的眼睛里于顷刻之间蓄上了泪水，说：“天底下最讲道理的还是老百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用最原始的耕作技术抗击着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经常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性命总是悬在裤腰带上。”
“但是，在国家遇到困难民族陷入灾难的时候，他们把用来维持生命的物资都捐了出来，他们的行为远远高于那些满口仁义的所谓道德者，我敬佩云里县的老百姓，敬仰云里县的老百姓，云里县的老百姓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这些魂魄和血液构筑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从云里县老百姓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永远都不会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永远都会散发出璀璨而耀眼的光芒。”
杨问梅说过这话，把心思转向物资运输的安全方面，世上的事情就像天空，再晴朗的天空也会有乌云出现的时候。
在抗战面前，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云里县大量老百姓自觉地站了出来，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抗战的序列之中，但是也有少量的老百姓走到了思维的反面，他们抢劫抗战物资，打伤运送抗战物资的人员，云里县的治安形势不容乐观。
赵唯城的心里很清楚，杨问梅的心里也很清楚，赵唯城用忧虑的目光望着杨问梅，说：“筹集抗战物资很难，很难，运送抗战物资很难，很难，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保证把这些物资送达目的地呢？”
杨问梅是云里县长，手里握有调度大权，现在他听了赵唯城的话，感觉问题有点严重，去怪罪赵唯城非但没有用，甚至没有一点用，一个文职官员除了脑子好用，腿脚是不好用的，杨问梅打电话请宪兵连长来办公室，没过几分钟，宪兵连长来到县长办公室，双脚并拢，敬过礼，说：“杨县长，有什么吩咐？请指示。”
杨问梅把给民工运送生活物资的事情简单说了，说：“照理说，我是不敢劳你大驾的，可是眼下云里县的社会治安有些混乱，好不容易筹集到的抗战物资不能保证被送到工地，我的心里十分忧虑，连觉都睡不安稳。”
杨问梅说话带有技巧，带有艺术，他没有点名要宪兵连长派兵押送抗战物资，云里县宪兵隶属息烽旅管辖，息烽旅长是龙云的侄子，对滇西的情况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