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台湾的日军，陷于台湾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无弹窗.】
沈葆桢从大陆调来的精锐部队又将他们团团包围。
日军不适应台湾南部盛行的疫气，“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计其数”。
日本侵略者见沈葆桢布防周密，在军事上难以取胜，且军心波动，不得不与清政府谈判。
无能的清政府，对闽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势发展，会把战火引向大陆各地，谈判中步步退让。
在英国调停之下，以中方赔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军为条件，结束了战争。
日本人在台湾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轻易得到了。
日本侵台事件引发了朝野筹办海防的浪潮。
沈葆桢认为要在台湾搞海防建设，首先应该建设台湾。
长期以来，清政府奉行“为防台而治台”的政策，对开发孤悬海上的台湾有许多禁令，严禁大陆人民偷渡。
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地少人多，漳、泉人民仍然偷渡入台。
清政府禁令限制了中国人，却限制不了外国人。
鸦片战争后，外商抵台低价收购蔗糖、茶叶、樟脑，输入鸦片等毒品榨取钱财。
为了杜绝外国染指台湾，巩固台防，沈葆桢上疏要求开禁，允许大陆人民自由东渡台湾，进入“番界”，开垦土地。
据文献记载，当时应招赴台者络绎不绝，仅光绪元年1875年，福建、汕头、厦门三处就有2000家，“乘禁弛而预备渡海，大批大陆人民来到台湾，对台湾的的开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是杜绝外患，巩固台湾海防的根本性措施。
沈葆桢设防与开发两手一起抓。
先是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6月，凿山修路，开发台湾东部。
这是台湾开发史上的创举，工程十分艰巨。
沈葆桢调兵开凿，沿途设立碉堡，派兵驻防。
一年完工后，共耗银二十万两，死亡官兵达2000余人。
沈葆桢开山修路，不忘抚番。制定了许多办法，有效管理少数民族。
如政府提供费用，在高山族地区办义塾，高山族人从此由野蛮走向文明时代。
此外，努力改善高山族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
开发台湾，促进了汉族与高山族经济、文化的交往，并为筹办海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台湾是隶属福建省，属福建巡抚管辖。
由于交通不便，台湾镇、道大权在握，与巡抚只有公文上的来往。
沈葆桢痛感台湾吏治昏暗，认为要加强海防，整顿吏治是当务之急。
“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在修吏治、营政；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
因此，他建议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总揽台湾军、民两政，兼理学政。
为了适应开发台湾的新形势，沈葆桢调整了台湾的行政区划，将台湾一府三县改为二府八县，有效控制台湾南北。
清政府同意他的建议，令福建巡抚每年冬春二季驻台湾，统筹全台，筹办海防。
远隔重洋、鞭长莫及的困境得到克服，台湾的管理得到加强。
为了巩固台防，沈葆桢改革班兵营制，加强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加强海军及其装备，在澎湖训练水军，在台南选练洋枪队。
聘请外国工程师在安平南面设计修筑“亿载金城炮台”，在屏东东港建造“东港炮台”，在高雄的鼓山和旗山建造“打狗炮台”。
并把台南政府所在半月城，加以重修，使之坚固。
还修建台北府城等处，加强台湾的防卫力量。
这些防务设施，以安平炮台为最大，沈葆桢为其取名“亿载金城”，并书写镌刻在城门上。
1895年中日战争时，这座规模宏大的炮台发挥了很大作用，至今它还傲然屹立在台湾西海岸上。
筹办海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经费，不论是购枪炮、舰船，还是修炮台、养兵军饷都离不开经费，没有经济作后盾，海防建设是一句空话。
因此筹办海防，与兴利、求富是一致的，沈葆桢认为要加强台湾的海防力量，应从开发台湾、建设台湾入手。
只有台湾经济繁荣、地利尽开、饷源充足，台湾的海防才能真正巩固。
台湾煤源丰富，沈葆桢首创官营开采，开办基隆煤矿，既为福建船政解决用煤问题，也为台湾增加收入，同时还可以进入上海、香港市场与洋货竞争。
后基隆煤矿“每年出煤一百四五十万石，可得二十余万圆”。
沈葆桢于光绪元年1875年8月调任，丁日昌以福建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兼管台湾事务，继续沈葆桢的改革。
沈葆桢任两江总督后，还不时关心着台湾的开发和建设。
光绪三年1877年，丁日昌奏请在台湾兴修铁路，开办矿务等事，沈葆桢给予全力支持。
自沈葆桢始，后经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努力，台湾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沈葆桢为筹办台湾海防，先后渡台两次，是在台湾兴办洋务第一人，也是大规模开发和建设台湾东部第一人。
沈葆桢是个爱国、清廉的洋务派官员，也是为国为民尽力寻求自强之路的有识之士。
他民族自尊心极强，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直至临死前，他所极力主张建立以铁甲舰为核心的外海水师仍未能筹办，他在遗疏中还指出“事关呼吸，迟则噬脐。”
他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作出的不懈努力，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南昌教案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曾经处理着名的南昌教案。
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传教士在中国拥有了“传教宽容条款”。
条约规定：
“将前谋害奉天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偿。”
而在外国的文本中，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私自在汉文本条约中又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
根据利益均占的原则，其他各国也相应获得了偷来的这条权力。
教案的发生，大而言之，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具体论之，则是教堂对中国财产的巧取豪夺和包庇教民。
中国的地产权利是中国民众最要害的一项权利，教堂要自养、自传，必然要与中国农民争夺土地，由此发生直接的冲突。
而教堂对一些作奸犯科的部分教民，采取包庇的态度，也干涉了中国司法的完整。
上述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民众和士绅联合起来，反对教堂。
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
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
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
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
“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
号召人民：
“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
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
此次教案，规模宏大。
在南昌，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
1862年3月15日沈葆桢上任，但他拒绝接见罗安当。
3月17日，愤怒的民众捣毁了育婴堂，砸烂了属于教徒的店铺和房屋。
沈葆桢得知此事后说：
“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
而罗安当和方安之于慌乱之中逃跑。
罗安当一路跑到了北京，向法国公使节哥士耆禀告了南昌的情形，后者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事宜。
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
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
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
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
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
沈葆桢在日后说：
“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
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
“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
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
人物故居
沈葆桢故居位于宫巷26号，始建于明代天启年间，数次易主。
清同治年间，沈葆桢购置这座大房屋，加以修葺居住。
现为沈家后裔的住宅，是清代福州典型官宦人家大院。
建筑基本保存完整，199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评价
清史稿：
沈葆桢清望冠时，力任艰钜，兵略、吏治并卓然。其手创船政，精果一时无耦。后来不能充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
连雅堂：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祯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左宗棠：“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轶事典故
一字诲人
林则徐有一女，才貌双全，嫁给了当时颇有才气的沈葆桢。
沈葆桢年轻气盛，到处夸口，目空一切。
林则徐听到别人的议论，就想找个机会和沈葆桢谈谈。
有一次，沈葆桢月夜饮酒，诗兴来了，就写了两句咏月的诗：
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弯弯的一钩残月已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银盘一样的满月呢
沈葆桢让林则徐看诗。
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过笔随手把“何必”的“必”字改为“况”字，使诗句成了：
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
沈葆桢看后，十分羞愧，因为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由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的生动写照。
从此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
这个典故其实是林则徐教导沈葆桢如何对待明清两朝的态度。
身份复杂
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
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
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
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
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
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
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曾把沈葆桢带上，不是带到京城，而是带到南京，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
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然后独自北上应试，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
就是这段时间，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法度谨严，间作山水。
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
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
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
后来，沈葆桢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
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身无分文，向人“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
至省城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
但接着他又借200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表达对爱情的忠贞。
诗中写道：
“忽闻犬吠便心惊，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以事业的拼搏，回报生活。
此后，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而被曾国藩推荐，并于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操办军务。
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
经左宗棠推荐，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本書首发于看書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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